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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時事評論】
突如其來的假期 我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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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伊始,還未處理好社會事件帶來的分裂與不安,即遇上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

政府落實了不少措施,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避免交叉感染,因此各大專院校、中小學以及幼稚園都延長了農曆新年假期,原本23日復課推遲至暫定32日,突然間多了差不多一個月。政府呼籲學生不要走到社區,那待在家又有什麼可做呢?

社交媒體已瘋傳免費下載的網上遊戲、影片以及不同種類的工作紙,還有公共圖書館傳來的電子資源,有中英文電子書、手工、網上自學平台等等。

在數碼科技發達的香港,基本上只要上線就能知天下事,學習、娛樂甚至購物都易如反掌。然而,現在一般家庭最缺乏的正正是陪伴。

趁機享受親子時間

年幼孩子無疑最需要父母花時間陪伴,無論是循循善誘去講解疫情的緣由、洗手方法、衞生的重要性外,雙親可以趁此假期教導孩子一些書本上學習不到的事情,例如如有媽媽教導5歲的孩子學習洗碗、掃地、拖地,6歲孩子學習使用洗衣機。

年紀再大一點的可以學習烹調,有興趣的還可學習小型家居維修、縫補衣服,這樣下一代就能掌握到生活技能,學懂自己照顧自己,甚至為家庭事務上付出一點綿力,特別是被家傭寵愛的孩子,有關安排能提升他們的自理能力,同時代表一份愛,給他們未來一個保障。

年紀稍大的孩子可能已經懂得自行在網上找娛樂,不需要父母花心神去照顧;然而,親子關係仍是需要投資,優質的時間(quality time)就正正代表了父母給予的愛。父母可與子女一同玩桌上遊戲,如大富翁、象棋、鬥獸棋等,又或連線打機,嘗試走入他們的世界,了解其喜好,參透一下兒女的思考模式。唯有願意放下身段,嘗試了解他們,方可以與下一代連結。當關係真正建立,遇上衝突或不咬弦時將比較容易化解及和好。

2019年的社會事件中,很多家庭因立場不一而產生嫌隙。在今次突如其來的假期中,一家人被困在狹小的家裏,大家四目相投,希望不會無言以對。正面一點,既然白白多了相聚的時間,倒不如互相關心,不帶批判,不帶立場,好好聆聽彼此的心聲,有機會還可修補過往的誤會。

從前急速的生活節奏、超時的工作、課後的補習,或許讓家人錯過了許多同枱吃飯的機會,現在疫情驅使大家慢活,反思健康的重要性,並珍重親情的可貴;因此,趁着得此空閒,不如珍惜同枱吃飯的時光,談談家常話,說說笑話,彼此欣賞和發掘大家的喜好,重拾家的愛。當健康和親情比立場和看法更寶貴時,只要放下彼此的固執,就有機會冰釋前嫌,為親子關係加多一點愛!

探訪長者驅散孤獨

另外,趁這次假期,正好探望老人家。平日,長者還可以到地區長者中心消磨時間,現在很可能被迫孤獨地生活。隔離和停止慣常的老人服務和活動,社會充斥的恐懼與不安, 對長者的心理健康影響尤其嚴重。

雖然抗疫要剪斷傳播鏈, 但人與人的關心鏈則要駁接起來!年輕人可以趁機教導長者們上網、瀏覽網站、上線打麻將、聽音樂、看粵劇,甚或聽聽他們的人生故事,長輩年輕時可能經歷過戰亂,日本侵華,掙扎求存過,或曾參與香港的基建,他們生命的歷程可為年輕一輩得到更多啟發,這是一個雙贏的探訪呢!長者們尤其害怕孤獨,這份孤獨感會剝削他們生存的意志。

要花時間陪伴子女和長輩,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時間,如果可以,公私營的機構應安排有子女的員工多在家工作,以方便照顧沒有上學的子女,還有就是父母們的自律,請放下手機,把時間、心神專注放在子女身上。他朝所得到的回報一定會比今天所投資的還要多。請別吝嗇你的時間,優質的時間絕對稱得上為一份愛!

最近筆者得悉一些長者因長期的隔離,出現抑鬱和輕生的個案。當整個社會雷厲風行抗疫和執行隔離政策,不要忽略長者或弱勢社群的需要。作為社會的一分子, 大家宜多行一步,關顧有需要的一群。

醫護界早前的罷工,雖然有理,政府表現的確令人失望,但希望大家明白,醫護的責任是守護全港市民的生命和健康,若果因罷工被疫病打開缺口,城池失守,那麼真真變成攬抄,這又可苦呢?筆者祈盼須以大局為重,同心抗疫。疫情過後,才向政府要求作嚴肅的檢討!

張鳳儀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培訓顧問、葉兆輝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文章輯錄自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信報財經新聞-時事評論

Using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s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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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are increasingly subjected to pressures to conduct evidence-based program evaluations. While typically, by convention these assessments were output based, nonetheless, stakeholders (i.e., the impact investors, donors, public funders, private sectors) increasingly look beyond this standard and request for demonstration of the social outcomes created. Interests and attention have been rising on the use of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SIM”) to measure the social impact of a project.

In this article we explain why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es, such as the measure of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one of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SIM. Second, we provide statistic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scores on life satisfaction from a recent population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article have practice implications for SIM in the Hong Kong setting.

Download the article here. 

Chan Chee H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d Kwan, Fullness Social Enterprises Society